之前在某茶群,有茶友翻出長輩存的“重慶沱茶”照片,疑問四川一帶難道也產沱茶?事實上大名鼎鼎的“重慶沱茶”在一個歷史時期曾力壓“下關沱茶”一籌,成為當時西南茶區一顆耀眼的明星。
1949年新中國成立。然當時并不太平。大西南、大西北依然盤踞著百萬“國軍”,蔣公亦不甘心失敗,企圖以重慶這一“八年抗戰陪都”為根基,將白崇禧和胡宗南余部撤往西南,集結于川東、川北一帶,固守西南,等待國際形勢變化?吹竭@一態勢,秉持“宜將剩勇追窮寇”理念的偉大領袖毛主席,發出了著名的那條電示:“小平準備入川”。經4個多月摧枯拉朽式的作戰,至1949年11月底,劉鄧大軍基本肅清盤踞四川之“國軍”殘部,國民政府苦心經營十余年的西南最大工商業重鎮、抵御日軍鐵蹄整整八年之久的“陪都”重慶,回到人民手中。
戰后之重慶,百廢待興,劉鄧之首要任務仍為恢復生產。參照華北東北老解放區之經驗,組建了由解放區干部為骨干,干部隊伍家屬、文化科技人員和大中學生為中堅的“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”。1950年在首批呈報中央,恢復組建的工廠、公司名單中,西南區茶葉公司位列其中。不久更名為重慶茶廠,由于重慶在當時全國地位特殊,而且四川乃邊茶云集之地,重慶茶廠投入高規格,一舉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茶葉加工企業,年產量達7000多噸。
計劃經濟時代,作為全國最大的茶葉加工企業,加之西南地區的茶原料向不缺乏,國家又實行統購統銷,當時之重慶茶廠幾可呼風喚雨,一度產銷兩旺。1952年,中蘇關系尚處蜜月期,國家曾用了4000噸重慶茶葉與蘇聯換回了百余架米格機。
從1953年開始,重慶茶廠參考云南沱茶制作技藝,使用四川當地茶菁,拼配烘青、炒青原料制成“重慶沱茶”。在計劃經濟時代“中茶”宏觀政策主導下,原本屬于“下關沱茶”的半壁江山,拱手讓給后來居上的“重慶沱茶”,下關則偏向生產邊銷磚和“心型緊茶”,關于下關沱茶《“風、花、雪、月”的百年下關沱茶》一文有敘,不再重復。至此,集原料、體制等萬千寵愛于一身的“重慶沱茶”占據了整個西南茶葉市場,開始了其如日中天的30年。
這個現象一直至80年代中期,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,許多領域的國家統制統銷逐漸向市場放開,1984年全國茶葉流通體制改革,以前絕無可能任意生產的茶企,終可按各自之特點,自由發揮,各地茶企隨即如雨后春筍般冒起。
對這些茶企來講,改革猶如久旱之甘霖,但對計劃經濟時代產物,垂垂老矣之重慶茶廠來講,無疑為一記晴天霹靂。優質茶葉原料不再特供,拖累著眾多職工安置,又面臨充分競爭,最終勉強步履瞞珊地止步于新世紀的第一年,輝煌一時的“重慶沱茶”亦塵封于當地上了歲數老茶客記憶之中,偶爾在拍賣會上顯露一角耳。